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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乡村农业科技政策与实践研究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12-17 浏览次数:914

摘要:苏南地区的苏锡常等地在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重要的丝织品产地,它在当地乡村经济中也占有重要位置。20世纪30年代之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先进蚕业技术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土法养蚕,传统乡村家庭手工式生产为大工业生产所冲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了振兴蚕业,建立了专门的蚕业改良机构,在乡村中改良蚕种、推广新式技术、开展蚕业合作、推动各种力量投入蚕业改良运动。在乡村技术改良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制订了有积极意义的农业科技政策,但由于投入不足等原因,对乡村经济的作用是有限的。

关键词:科技政策;蚕业改良;民国;苏南

 在近代中国乡村中,传统农业科技还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以传统科技支撑的乡村家庭手工业、农业保持着对西方的优势。工业革命打破这种局面,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机器大工业侵入中国,中国乡村手工业、农业开始衰落。引进西方科技成为清末以来中国科技发展的主流。苏南地区的蚕业同样处于这种环境中。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成立了专门负责乡村蚕业改良的中央、地方机构。对从桑种、蚕种、养殖到丝织技术进行了改良。在乡村中推广先进的技术,开办合作社,推动了苏南乡村蚕业的发展。现代学校也在政府的支撑下成立了蚕桑研究机构,与乡村中推动技术改良的工商业者、士绅构成民国乡村农业技术改良的主要力量。

一、传统蚕丝业发展的困境

近代以来蚕业发展的困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科技和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是在蚕业日益商品化的条件下,家庭手工业和传统科技方式与西方现代科技和机器大工业生产竞争的结果。苏南各县早在南朝时期就开始种桑养蚕,但经过太平天国运动,苏南也只有苏州和吴江等少数地区,还在从事蚕业。在乡村中蚕业是作为家庭副业,蚕业产品除了很少一部分自己消费外,很大一部分是出售,所以,桑业是一种与商品经济联系的产业。近代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苏南地区也日益参与到国际市场中,这就对该地区乡村蚕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地刺激作用。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生丝占有着重要位置,“外商高价搜求生丝,刺激了太湖流域蚕业的发展,无锡便是新兴的一个蚕区,以后江阴、武进、宜兴、丹阳、溧阳等接踵而起,迄至二三十年代之交,形成以无锡为中心的原料茧生产基地。”[1]而据江苏省农矿厅1929-1931年的调查,“在全省61个县中,有吴江等44个县有蚕桑生产,共有桑园110多万亩,蚕茧年产量3.2825万吨,为江苏历史上有统计数字记载的桑园面积最多和蚕茧产量最高的年份。”[2]苏南地区也成为全国桑蚕技术最高的地区。

在苏南,传统蚕业的生产除了个别官办外,大多数采用家庭生产模式,手工生产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养蚕主要在乡村家庭中完成,蚕种主要是土种。它来源于各地种场或是自制。苏南的无锡、苏州、金坛等地是这一地区主要的土种产地。“土种因为采用原始方法制造,未进行过严格的消毒,故病毒流传,常给蚕农以严重的威胁;而且由于其多近亲繁殖,故蚕种退化,产茧量少,蚕茧烘折、缫折大,出丝率低;另外因为其品种混杂,所以也会影响蚕丝的品质。”[3]1921年之前,苏南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土种,虽然土种也进行了多次改良,但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土种的情况,“用传统方法养蚕,在最坏的年景里,只有30%的蚕能活到最后阶段并结茧。蚕的吐丝量少。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是由于对蚕的病毒传播没有预防措施。”[4]在饲养的过程中也采用传统方式,运用长期生产中积累的经验,来控制蚕茧生产的温度、湿度等,“喂食的质量和次数都没有规则。即使那些没有感染病毒的蚕也不健康,不能结出好的茧子。”[5]

传统的缫丝也主要采用手工抽丝的方法,进入近代之后,苏南地区开始出现机械缫丝,1900年前后,苏州、无锡等地出现了丝厂,到1929年无锡增加到104家,丝车12862部。丝厂中采用先进的机械提高了生丝的质量,但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在广大的乡村中仍采用手工缫丝,这使得乡村中生产出来的茧丝不能满足机械化的纺织工业对原材料的要求,“致使村民生产的生丝不适用于改进了的纺织工业。西方纺织工业对这种生丝需求下降,因而价格下跌。”[6]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对生丝的需求量下降,“从1930年起,华丝出口量明显地下降。当年生丝输出量比1929年减少3.8万担,1931年减少5.4万担,1932年、1933年,华丝在国外市场价格继续跌落的情况下,出口量较1929年各减11万担和12万担。”[7]虽然,20世纪30年代之前,苏南蚕业蓬勃发展,但大都是在传统技术条件下的规模的扩张,在乡村中的蚕业技术上并没有多大的发展。而此时采用新技术的日本蚕业却取得了巨大发展,同时人造丝也大量输入中国,中国传统技术在对抗现代技术的竞争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这也使人们认识到蚕业技术改良的必要。

二、民国政府农业科技政策对蚕业改良的推动

对传统蚕业的改良在苏南地区起步于清末。但真正有体系的改良是在1927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面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衰败,也试图复兴农村经济,改良农业生产科技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苏南乡村,蚕业改良成为政府乡村科技政策的体现。国民政府为改良建立了完善的行政管理、教学科研、技术改进监管机构。行政上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蚕丝改良委员会,该会为江苏省蚕业行政之最高机关。[8]该会公布:改良蚕桑模范区暂行组织规程、集团制种场暂行组织规程、提倡组织联合丝厂办法纲要、提倡改良丝厂机械租用办法和贷款办法、无偿配给苗办法等政策性的规章制度以保证乡村技术改良的顺利开展。1934年江苏蚕业改进委员会成立,同时省农矿厅也负有管理职责,苏南各县设立蚕桑场、蚕引导所,随后又将蚕桑场改组为农业改良场、农业推广所,具体在各县开展乡村蚕业改良、推广新技术。此外还设立了大量的蚕种检验机构。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国民政府还通过设立研究所,开展蚕业相关的学校教育培训,为蚕业改良提供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1933年南京中央农业试验所成立蚕丝系,“当时主要工作有蚕品种选育、蚕病防治研究、蚕的添食、超短波试验、太阳灯试验、蚕品种杂交分离研究以及桑品种比较研究等。在全国收集地方蚕品种进行比较试验。”[9] 1930年江苏省还在无锡成立蚕丝试验场。在乡村蚕业改良中,蚕业学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苏南主要蚕业类学校有:女子蚕业学校、苏州农业学校、淮阴农业学校等。上述机构构成了从桑蚕种改良到推广的完整机构,在苏南乡村的蚕业改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乡村蚕业科技改良实践中,江苏省实行蚕业统制。包括蚕种统制和蚕茧统制二方面,加强对蚕种和蚕茧的管理。蚕种是蚕业改良的中心环节,为加强改良蚕种的制造和供应,中央实业部1936年也公布了《蚕种条例》、《蚕种制造取缔规则》,进一步规范各个地区的蚕种改良。江苏省规定“凡省境内各制种场所所产普通蚕种,经省立实验场督察检验合格后,均由本会统制管理之。”[10]同时江苏还成立蚕种取缔所,“办理全省种场的调查、生产原蚕种的督察、母蛾检验、省外输人蚕种的检查、土种、劣种与冒牌蚕种的查缉等。”[11]在乡村中成立了官办的育种场,劝导蚕农,推广改良蚕种,以取代传统的土种,在乡村实践中把对技术要求较高的育种环节集中到育种场,由专业人员生产,以降低蚕种感染病菌的几率,在乡村推广新品种,提高蚕的质量。经过这些工作,使整个江苏的蚕种感染病菌的几率由1930年的6.42%下降到19342.27%,蚕种场蚕种不良的淘汰率也由193017.09%下降到19346.24%。[12]30年代中后期,土种基本上在苏南乡村消失。

1928年,江苏省农矿厅要求昆山、吴江、吴县、无锡等八县,每县至少设立六处育蚕引导所,引导所在乡村中对蚕业开展全面的引导,主要包括:引导育蚕,推动蚕业合作、蚕农培训。“农民育蚕,向以世传旧法,不知改良,且不能识别蚕种之优劣,有不明其生理之合否,以致蚕病蔓延,尚托付于鬼神命运,束手无策,于是品质恶劣,成本加重。”[13]引导所的成立客观上就是为了改变乡村中的这种传统,引进新的育蚕技术,对具体的生产过程提供技术的引导。为也还开办养蚕常识训练班、经营训练班,对农民进行学问、养蚕常识等培训。以增长农民蚕业生产、加工,销售方面的技术训练。引导农民开展合作,一方面是乡村蚕农内部的合作,主要内容是:“(1)共同暖种。(2)共同防治蚕病。(3)稚蚕共育。(4)合作购买。(5)共同运销。(6)合作制丝。(7)共同借贷。”[14]另一方面是蚕农与外部的合作。在蚕农合作养蚕过程中,除了引导所给与技术支撑外,政府还引导学校和科研机构,加入技术引导过程。对蚕业的技术改良本来就是由蚕业学校最先开展的,在实际的乡村引导中,学校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女子蚕业学校在开弦弓村对蚕业的引导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撑。为了解决开办合作社所需的资金问题,政府推动银行为合作提供资金保障,“政府的政策是要为乡村工业提供资金,这才有可能向银行贷款,……工厂资金的基础实际上是政府的信贷,并不是靠人民的投资。”[15]

政府主导的对乡村蚕种的改良,对苏南乡村的蚕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吴县1935年统计“二十四年春季共配发改良种十一万三千数百张,每张收茧量多者五十七斤,最少者亦有三十一斤。全县每张收茧量在四十斤以上,共产鲜茧约五万余市担,价值一百五十余万元。本年春季共发春种约十七万张,每张产茧量最多者六十斤,最少者亦有三十斤,平均每张蚕种收茧量亦达四十斤以上。统计全县共产鲜茧约六万八千余市担,价值二百三十余万元,在此农村经济万分竭蹶之秋,在短时期内,得此巨大生产费之收入,亦可稍润鲋矣。”[16]政府的乡村农业科技政策正是通过这一整套行政体系、科研、推广机构实现的,其中乡村推广机构起着沟通政府和乡村的作用,学校、科研机构在政府引导下面向乡村的农业技术改良对农业技术的发展起着积极地保障,政府从发展乡村经济的角度出发,改良农村科技,引导农民合作,对乡村科技的改善起着决定性作用。

三、乡村科技实践中的各种力量的作用

在民国苏南地区推行的这场乡村蚕业技术改良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有:政府、学校-科研机构和地方势力。而民国政府的更多是政策上的努力,实践中改良农村科技的主要是后两者。

蚕业学校是最早投入到乡村蚕业技术改良的机构,江苏女蚕学校在其中最为突出的。女蚕校建立于1909年,以“除蚕病,制良种,精求饲育,兼讲植桑制丝,传授学生,推广民间”为宗旨。1918年,蚕校开始改良和推广蚕种。1923年成立推广部,在乡村中改良传统的土种,推广人工孵化的秋蚕和交杂种。并先后在“无锡洛社,吴县光福,吴江震泽开弦弓等建立蚕业引导所。对广大蚕农推广普遍消毒,共同催育稚蚕共育,改良土丝等先进技术。之后,对蚕业改进的引导又发展到吴江开弦弓八都、严墓七都、吴?五都,吴县西山、善人桥、浒关旺米山乡,江阴桐岐、圹头桥及武进横林、戚墅堰等处。”[17]蚕校也投入到乡村制丝技术和设备改进,引导乡村合作中。江苏省提倡的蚕种取缔所也是最早由女蚕校开创的,苏南地区类似的蚕业学校还有1927年在无锡开始招生的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女子蚕业学校,苏州农校蚕科等。蚕业教育的开展,为振兴乡村蚕业培养了大量的实用人才,同时蚕业学校在乡村中的蚕业改良,为农村提供急需的技术,起到了很好技术引导的作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创新的。中国传统教育一直以科举为目的,教育对乡村农业科技的发展没有充分关注和支撑,只是到了近代在实业救国的倡导下,学校开始关注乡村农业,蚕业学校的实践开创了学校教育与乡村农业技术需求相结合的良好模式,他们提供的技术也受到乡村的欢迎。

在乡村中改良的力量还有一个,就是以蚕丝厂为代表的当地工商业者。清末以来受到出口生丝等原材料的刺激,苏南的无锡、苏州等地大量出现了近代丝厂,丝厂采用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对蚕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蚕种的落后直接影响到生丝的质量,为了自己的利益,中国近代工业也投入到乡村农业技术的改良中,无锡丝业大王薛寿萱1930年和1931年在无锡钱桥、荣巷建立种场,把改良的蚕种低价卖给蚕农,并在一定的时间来回收。“同时永泰蚕事部举办蚕桑引导员训练班,派出毕业学员下乡引导蚕农科学养蚕和帮助组织养蚕合作社。到1934年薛寿萱进一步利用江苏省蚕业改进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在各县成立蚕桑改良区,广设引导所,派遣引导员组织养蚕合作社。蚕桑引导所和养蚕合作社在农村推广科学饲蚕原是改进蚕丝品质的积极措施”。[18]工业资本与政府和学校相比有着资金上的优势,更有灵活性,工业资本与乡村农业的结合,改善了乡村的农业技术。这个过程中也体现工业资本在国家农业科技政策实践中的方式,一方面与国家乡村农业技术改良机构结合,另一方面是对参与乡村技术改良的农业学校进行资助,女蚕校最初在无锡等地举办的育蚕引导所,就得到丝商的支撑。“在旧时代里,政府分配的教育经费很少,公办的学校,勉强维持,尚感困难,而女蚕校却能得到丝厂资本家在经费方面的支援,这对女蚕校事业的开展是很重要的。”[19]经过工业资本改良,农村的蚕种、育蚕技术得到了改善。“据统计,一般土种,需300斤鲜茧烘成100斤干茧,500斤干茧制成1担丝,改良种只需要250斤鲜茧烘成100斤干茧,380斤干茧制成1担丝,且丝质好,售价高。”[20]

在乡村科技改良过程中,中国近代常识分子也发挥者重要的作用,他们大都接受过西方的教育,熟悉西方的近代科技,看到了中国传统技术的落后。从清末以来一直是社会改良的推动者。在苏南地区的蚕业改良中,他们依托学校和科研机构,在农村中推动农业传统技术的转变,著名的有江苏女蚕校的郑辟疆、费达生等,在民国乡村农业技术政策中他们是作为实践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存在的,对乡村经济衰败的关注和中国传统常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他们从事乡村技术改良的动力,这也符合了国民政府发展农业科技的初衷。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政府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苏南地区建立了大量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晏阳初等都在实验区内改良农业科技,推动合作,发展农业经济。

国民政府的农村科技政策确实有发展农业技术,振兴乡村经济的目的,为此也进行了一定的努力,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技术改良体系,在像苏南蚕丝改良这样的运动中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国民政府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对乡村资源的掠夺。服务于统治需要的技术改良,也大都只是理论上和体制建设上,并没有充分的投入到实践中。在乡村中真正开展农业科技改良实践的是:乡村学校、近代常识分子和以乡村农产品为原料的工商业者,特别是在民国政府对科技改良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工商业资本和学校的投入就显得特别重要。工商业者的资本优势和学校的技术优势,这两者都是乡村农业技术改良最缺少的,尽管在缺乏政府有效的支撑下,其效用是有限的。国民政府的乡村农业技术政策和实践也正是在两者的参与下才取得了有限的成效。整体来说,国民政府的乡村农业政策和实践是失败的,并没有改变农业技术的落后状况,农村经济依然处于崩溃境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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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15] 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14014014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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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碧君.近代江苏蚕茧管理机构,江苏蚕业[J].1997,(7:63-64.

[10] 修正江苏省蚕业改进管理委员会蚕种统制办法,江苏建设月刊[J].1935(3):57-58.

[11] [12] 郭文韬,曹隆恭.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M]. 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557557.

[13] 吴江县改良育蚕教育计划书,吴江县档案[Z].案卷号8.1.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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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沈剑华.提高生丝质量保持名牌信誉―永泰丝厂薛寿萱的生财之道[J].上海经济研究,1985(8):62-66.

[19] 之凡.女蚕校和江苏蚕业改进,农史研究[Z].农业出版社,1990:192.

[20]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无锡永泰丝厂史料片段,无锡文史资料第2[Z].无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62.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nd Pract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udy of silk industry improvement of Southern Jiangsu in 1927-1937

Zhengzhou Technic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121

HU Ming

Abstract: Suzhou, Wuxi, Changzhou of Southern Jiangsu were important origins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modern times. It also had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local rural econom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ericulture, rural household chores type production was impacted by the industry production of west with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the West advanced silk technology in 1930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Nanjing, it established special silk improvement agencies; improved silkworm eggs in the rural, promoted new farming technology and silk cooperation, promoted other forces into the silk industry improve movement in order to revitalize this industry.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d positiv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in the process, but the efforts were limited to rural economy because of inadequate investment and other factors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silk industry improvement; Republic of China; Southern Jiangsu

[编辑概况]胡 明(1981-),,河南辉县人,博士,太阳娱乐2138讲师,研究方向:近代农业史。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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